山西晚报：寻访山西好中医系列：经方研究专家高建忠：处方是载有医生“灵感”的作品【含经验方】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用在博大精深的中医求学路上，可谓再恰当不过。在这条以勤为径的路上，高建忠将“做一名好医生”作为人生信条，摒弃杂心乱念，捡拾着沿途的珍宝。　　他熟读仲景之书，勤思东垣之法，学经典而明医理，遵古法而尚创新。不仅自己求道于名师冯世纶，侍诊抄方、思辨中医，更积极参与到中医人才的培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喜欢中医，喜欢诊室，喜欢讲台，我完全把自己的生活置于‘中医’之中，并为之幸福。”

　　个人简历：

　　高建忠，男，汉族，1972年生，山西兴县人。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经方研究室主任，山西中医学院傅山学院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经典临床研究所客座教授，山西省首批中青年中医临床领军人才。

　　2010年师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主任医师，进行经方治疗疑难杂症的临床研究，在《中国中医药报》撰写专栏“冯世纶临证实录”。

　　2013年师从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教授，进行经方体质学的临床研究。

　　长期致力于仲景经方和东垣学说的临床研究，近年来出版专著《临证传心与诊余静思》《读方思考与用方体会》《临证实录与抄方心悟》《读〈内外伤辨惑论〉》4部。

　　手抄经典畅游中医书海

　　手不释卷，勤读一生，是一代代中医人的职业操守，也是高建忠的学医之道。能在书海中酣畅淋漓地畅游，在他看来是人生之畅事。

　　缺医少药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西偏远乡村的普遍现象，在高建忠的家乡山西吕梁兴县，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况。1991年，高中毕业的高建忠报考了山西中医学院，从此开始了与中医的结缘之路。

　　在他收好行囊奔赴省城开始学业的前夜，身为当地名厨的叔叔对他一番嘱托：不管干什么，只要做到优于同行，就是成功的。这一嘱托，便成为高建忠学医路上的“黄金准则”。

　　中医学的历代名著，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是可贵的文化遗产。进入飘着药香的大学校园里，高建忠一头扎进了医书的海洋。从古到今，从张仲景到李东垣……经典书籍中字里行间的魅力，深深抓着他的心。面对庞大的知识海洋，高建忠如饥似渴，还探索出了“读书先读序”的“速读法”。

　　清初医家程应旄曾言：“古人作书大旨，多从序中提出，故善读书者，未读古人书，先读古人序，从序法中读及全书，则微旨大意，宛然在目。”著述立言是为古人所追求的人生三不朽之一。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才写就《伤寒论》一书。序言记载，唐代王焘编成《外台秘要》“十载始厥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古人写书，费时之久，用功之深，均在序言中有明确记载。

　　高建忠表示，读古人的医书，就是穿越时空与他们交流，读古医书的序言，读的是先贤们的操守、读的是先贤们的信念，更读的是先贤们智慧的结晶。仔细品读古人医书的序言可使读书之人心正，心正而后读医书，几与大医之道不远矣。

　　泛泛读书对高建忠来说还远远不够，唯有动笔手抄，详记于纸，方才过瘾。五年的中医学习生涯，高建忠洋洋洒洒记了十几本读书笔记。饱读医书，为他日后的行医问诊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土壤。

　　中医重在研究“整体的人”

　　《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在其《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的第一问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这段对话讨论了现在的人为何不像上古之人能活百岁。由此可见，中医研究的问题，重在研究“整体的人”，而非单纯的“病”。

　　作为中医学的痴迷者，高建忠自然也将眼光投入到回归传统中医“医人”的领域。1996年，高建忠毕业留校，开始临床问诊的医师生涯。接触浩如烟海的实案病例后，他越发感觉到中医的神奇。他发现，西医研究的是“病”，怎样治这个病，成为医生的第一要务；而中医则更加关注“人”，怎样使这个人更加健康地生存下去，是中医的基本使命。

　　例如治疗当下最常见的高血压，西医讲求“降压”，力求将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值。而中医则考虑怎样使患者血压不高，可以自己维持到正常值。一个是被动“降压”，一个是调用自身调节功能主动“降压”。中医不仅仅是要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力求使人健康长寿。“不为良医，便为良相”，用药如用兵，战略与战术需同时兼顾。高建忠平时最喜欢琢磨《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哲学。刘、关、张、赵很强，但若无诸葛亮的出山统筹谋划，他们仍如无头苍蝇一般，霸业无成。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占荆州，取西川……最后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这种思想被高建忠应用于行医实践中，用药如用兵，从战略高度讲，治法用药要全局考虑，讲究标本先后。并不是虚就能补、实就能泻，补泻需要讲究先后次第。

　　例如在治疗慢性更年期综合征时，这种战略考量尤为突出。由于患者身体素质下降，单纯用药，则有可能导致人身体崩溃。中医需要以保证患者健康为前提，开出稳定各脏器平稳的方剂。

　　写出有“灵感”的经方

　　中医的生存，到底是需要落脚在临床疗效上的。中医的发展需要有坚实的临床做基础，中医的传播需要千千万万的临床医生做“士卒”。高建忠则将自己比喻成其中的一名普通“士卒”。在他看来，源远流长的中医学，圣贤辈出，流派纷呈。作为一个医生，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能把面前病人的病治好，“流派”似乎是次要的。

　　他始终认为，只要是临证能用得着的，不分古今，不分流派，全都“拿来”使用。他这一路走来，深受两位古代大家的影响，一位是“医圣”张仲景，一位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这些圣贤，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建忠临证时的每一张处方。

　　有规矩，西医就可以看病，而中医不行。除了规矩，中医药方还得要有“灵感”，每一张处方都是载有临证医生“灵感”的一件作品。在高建忠的开方经历里，他也力求体现这种“灵感”，力求每一病案就是一件“作品”，高度与患者病症契合。

　　2010年，高建忠师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主任医师，侍诊抄方，进行经方治疗疑难杂病的临床研究，并在《中国中医药报》连续撰写专栏“冯世纶临证实录”二十余期。之后他还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编写了属于自己的临证实录，并在《中国中医药报》连续刊载126期，引起极大的反响。

　　经方研究，无外乎也是对人的研究。有人认为“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但高建忠从中医角度分析后并不认同。他认为，人都是生长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相连，并不能将其与天地分开。例如同样一种病，在春分、霜降等不同时间来医治，就会开具不同的经方。

　　2013年，基于长期对经方的研究，高建忠在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创立了经方研究室，任主任一职，专心从事经方治疗疑难杂病的临床研究。并于同年，担任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傅山学院的教师，积极参与到中医人才的培养中。

　　问答

　　山西晚报：《伤寒论》序言曾这样讲述，从事医学这个职业，“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常全”，而对于那些“不留心医药”“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者，最后只落得“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涕泣”的下场，在我们的周围，仲景先师千余年前为我们描述的场景，仍不时上演。作为一名中医，您认为什么才是“好中医”，您是怎样处理医患关系的？

　　高建忠：中医植根于传统文化。而在近代，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排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医便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同时，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理念里，西方科技先入为主，便也造成了中医难学的现象。好中医，已经少之又少了。

　　好中医，不像西医那样能够“批量生产”。好中医是需要有“悟性”的，这个“悟性”很重要，并不是每一个学医者都可以轻松达到。所以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好中医”，条件太多，近乎苛刻。

　　你谈到的处理“医患关系”，同样也是好中医的一大标准。我认为医生是需要好病人来培养的，而没有属于自己的好病人，也难成为一名好医生。一位优质的中医，是可以受到一个家族信赖的，这点类似于西方的家庭医生。你的医术精湛、行医温良，自然而然会达成与患者的默契，从而达到更好的诊疗效果。所以我建议我们老百姓可以有意培养自己的医生，为自己的一生乃至全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临床效验方

　　方名：建中汤

　　组成：白术12～15g，炒鸡内金12～15g。

　　功效：健脾，强胃，消食。

　　主治：治疗由脾胃不健所致诸病，以及诸病见有胃纳、脾运不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