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经典之《黄帝内经》
发布时间： 来源：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作者：贾跃进
一、《内经》的学术地位
大凡一个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都蕴涵着人类优秀文化的精髓!《黄帝内经》就是一个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巨典，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个典籍，他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为中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医学发展史上所出现的许多著名医家和不少医学流派，从其学术思想和继承性来说都是从《内经》理论体系上发展起来的。
千百年来，中医对于保障人类身体健康，繁衍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与《内经》的理论体系分不开的，因此历代医家尊之为“医家之宗”成为学习中医学必学的古典医籍。
《内经》虽然是一个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医学典籍，但其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方面都有任何其他一个古代著作都无法替代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在还原思想指导下，统治了科学400年，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改善了人们生活，但也显现了他给人们带来的严重灾害，(资源枯竭，生态失衡，气候变暖，灾害频发)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医学搭乘近代现代的科学技术快车，百年问飞速发展，到民国时期，一些被中医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痨、某些暴烈传染病，以及外科手术适应症等，却显示出优越疗效，加之他能以近现代的科技之理“说清”治病的机制，也显示曲其优越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医疗实践中，人们看到，西医治病的诸多弊端和局限性在较复杂多变的病情面前尤感束手无策。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儿博士说：“目前对生命科学的研究仍然局限在局部细节上，尚没有从整个生命系统角度去研究，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应当上升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他认为，从原则上说，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结合。中国古代方法重视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就是《内经》的研究方法。中医的方法很有可能对世界科技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时间隧道已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科技已取得空前的进步，但未知领域仍然很多，特别是人类个体生命，涉及自然、社会、思维三界，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属性，是宇宙与自然间最复杂的科学，西医学不能代表人类认识的标准与终极，所以也绝不会拒绝世界各种传统医学所凝聚的民族智慧结晶。因此，我们应站在大文化、大科学、大医学的高度，从人类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趋向及人类思维发展规律，审视中医学，给予科学定位，评价其优势与不足，预测其发展轨迹，而欲认识这一切，不仅需要提纲挈领、把握其学术全局，还要探微索隐、透析其学术内涵，我们认为最简捷的途径是研究中医学的学术体系。
二、《内经》的学术思想
《内经》标志中医学术体系基本形成，后经历代发展，才不断完善和成熟，同中国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走的是一条“经典引申式”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学术贯通方式，经典著作是源，后世发展为流，流之浩荡不改其源，《内经》构建的中医学术体系的框架，确定的基本概念，形成的理论规范以及思维方式、临床大法和临床诊疗原则，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自始自终发挥着作用，至今未发生根本改变。缘木不能求鱼，澄源则流自清，研究《内经》学术思想对于把握中医学的本质具有代表性。其学术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独特的医学理论
1、人体观
关于生命的起源及其主宰，最初多归于“神仙”、“天帝”的创造，因而对许多自然现象，如日月、山川、雷电，雨雪、干旱、疾病、死亡等无法解释时，就认为是神仙、天帝的主宰，鬼神的作祟，这是人类早期产生的一种宗教迷信观念，历史上称之为“神权时代”。当时人们的思想为鬼神的一种宗教迷信观念，历史上称之为“神权时代”当时人们的思想为鬼神所统治，因而在原始社会末期，专管祈祷、祭祀的“巫”，也就应运而生。他们把人们幻想中的“神”，加以人格化，并吸取了一定的医药经验和知识，以能和神鬼相通的姿态，用迷信魔术的方法替人治病，这就把人的生命以及病、死归之于神鬼主宰的一种表现。自宇宙本根认识论的“精气论”，以及解释自然变化的朴素唯物辨证法的阴阳五行学说出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盛行，人们开始对宗教迷信的神鬼观念产生了怀疑，不相信有超自然的神鬼主宰，开始按自然界本来面目，来认识解释自然界的各种自然现象，并把生命科学领向唯物论的领域。唯物主义的“精气”为万物本根的学说，是战国后期稷下道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源即“精气”,宇宙万物都是由精气产生的，它是一种极细微的构成万物的物质元素。人是受了元气的精微部分，即“精气”，又名“元气”(《论衡．超奇》)。由于精气论在医学领域中的渗透，因而万物由气构成的观点也就必然在内经中反映出来，《内经》理论不仅认为“气”是物质性的，而且认为“气”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在“人与自然相参”思路的指引下，《内经》把人放在宇宙自然中来考察认为虽然万物之中人最贵，但人也是大自然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提出“生气通天”的论语，形成了天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命整体观，较之割裂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医学观念更符合生命活动的客观过程。在古代哲学精气论、“道一器”观的影响下，《内经》将人视为精气聚合、离散之器，生命现象是精气升降出入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因而人们并不注重研究其形质结构之器，而是从整体机能活动的方式、方法及其相互联系的“道”的方面，研究生命过程及其机制与规律，提出人“以四时之法成”的生命机能结构学说，“阴平阳秘”、五行生克制化的生命机能稳态学说，“奇恒”、“回转”的动态生命过程学说，较之从解剖形质探索的生命活动及其医学应用在方法学上各据一隅，在医学理论内涵上差异很大，在科学价值上各有千秋。
2、疾病观
关于疾病的概念，《素问·玉机真脏论》说：“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 ‘一”就是有序、和谐与统一，其关键在于神气正常运转，而这种有序、和谐的破坏，即神回失机，就是疾病，后世医家从阴阳角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引自：元·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欲不可绝》)。因此，诸凡饮食起居、情志思维等一切身心活动反生理之常者，均可使阴阳失调而致病。它不以形质结构及其物量变化的超标作为衡量疾病与健康的单一标准，而是更强调整体机能的紊乱与失常。
关于疾病的发生，《内经》以“邪正相争”阐明其机制，提出六淫疫邪侵袭，饮食、劳伤与七情失调概括其致病方式，从致病因素与机体抗病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审求其病理意义的病因学、发病学理论，即“审证求因”。它既注重异常因素的致病作用，但更强调机体对致病因素的反应，并从人体反应的类型作为治疗依据，这与唯形质性致病因子是察的西医学病因观有着本质差别。
关于疾病变化的机制，《内经》着眼于宏观、动态地分析其整体机能失调的方式、状态和过程，提出了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变为基础的表里出入、寒热进退、邪正虚实、气血运行紊乱和疾病传变等理论，成为临床诊病论治的基础。《内经》的病理观以整体功能失调作为认识本体与价值判断核心，这是它善治功能失调病变、拙于器质性病变的根本原因。
3、疾病防治观
在疾病观基础上，《内经》提出审机论治的诊治原则，是辨证论治的学术之源与雏形。审机，就是审察病机，是通过对临床病症的搜索、整理、分析、综合，确定其病变本质，即是对疾病过程中致病因素与机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整体机能失调病候本质的概括。因时而异、因人而别，作为诊断过程，后世演化为“辨证”，于是“证”成为诊断概念和治疗对象，因而中医治疗学的基本特点是整体机能的动态、综合协调。
中医论治将治疗个体化，强调治患病之人；提倡各种方法配合应用，强调综合疗法；它的逆从求本、标本缓急、病治异同以及虚实补泻、寒热温清、因势利导等治则，颇似系统调控方法。这种治疗观念和思路，在人与病上，更重视人；在病体的整体与局部、机能与形质上，更重视整体、重视功能；在病变的共性和个性上，更重视共性。
对于疾病的预防，《内经》在其发病观基础上，提出以增强体质为核心的健身防病思想，并与追求健康长寿的理念结合起来，制定了外以适应自然变化、内以促进机体抗病能力、协调能力的养生原则，有效指导了各种自我健身法的实施，在世界保健医学上独树一帜。
(二)方法学特征
20世纪对于中医来说可谓多事之秋。70年代末科技发展的春天到来，中医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但中医界的许多现象却令人费解：如1978、1995年版的全国统编与规划“中基”教材两度以“脏腑”易“藏象”，攀附西医学概念；中医科研选题、方法设计、成果评议均采用西医学标准，搞“认同研究”；重大疾病研究要求“一机(病理)通释”“一方通治”；以西药药理“唯成分论”开发中医新药，要求“速效”、“特效”；忽视中医特色与优势，中医院建设要求与西医院全面争雄，决策失当。之所以产生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认为除了其他复杂因素外，重要的、共同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医学不甚了解。如果不能深刻认识与把握自身理论的学术特征，则左右宽严皆误。
所谓特征是相比较而言的，谈中医学的特征宜以西医学为参比物。在古代，由于没有参比物，只是自己研究自己，很难说清自己的学术特征。西医学传入我国后，中西医汇通学派开始对此开展探讨，有些学者已经触及中西医学差异及其本质，如朱沛文说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中西脏腑图象合纂》)，恽树珏则说：“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殊途同归也”(《群经见智录》)。他们能在科技不发达时代有此认识，实属难能可贵。我们认为，中西医学术体系的差异，根本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与西医学相比较，中医学术体系在方法学有如下基本特征。
1、基本概念功能化——从功能角度把握生命规律
概念是逻辑推理的基本要素，也是学术体系中理眭分析的基本单元。中西医学各有其基本概念，有的概念名称还完全相同，但内涵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异与中西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哲学基础及医疗实践的条件和环境有密切关系。
人们认识生命奥秘，首先从生命现象入手。在医学理论形成初期，东西方都以解剖作为研究手段，如《黄帝内经》就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载。但如何把生命现象与解剖内脏器官相联系，没有先进仪器和精密测量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观察的结果，也不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也就是说，当时解剖并不能直接导致医学理论的产生。由于这种原因，古代西方的医学发展很缓慢，直至近代，由于哲学的变革，观察手段的改进，如使用显微镜等，才使医学研究思路和方法来了一场大革命，将解剖形态结构与生命现象直接联系起来，形成西医学基础理论。但在中国古代并非如此。
当意识到解剖并不能直接解释生命现象与指导医疗活动后，转而采用当时盛行的自然哲学方法。首先对生命之象及与其相联系的各方面进行观察，然后把观察内容中的“共相”提取出来，按其形态、功能、格局、演化方式进行分类，并将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共相的“类”，用象征性符号、图像或有代表性的具体事物表达，进而以类相推，探讨生命现象的机制，这就是古代的象数思维方式。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把这种思维过程叫作“观象明理”、“观象体义”。用这种思维方法进行研究，只能引出功能性概念，而非解剖实体概念。如《素问·五脏生成论》说：“五脏之象， 可以类推”，王冰解释说：“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这里的木火土金水只是象征性符号，它所表征的五脏的“气象性用”即其功能特性，是类推而来的，其本质是基于外在相关生命现象而存在的体内生理功能的类整合，不能也不必与体内解剖脏器相应。有人举出心主血脉、肺主呼吸说明中医脏腑概念基于解剖实体，这是以偏概全。不错，心与血脉、肺与呼吸的直接联系实有其事，但这只是在中医理论形成初期，对这种显而易见的直接联系之包容，而心主神，肺主气的功能，则非“观象明理”不能解其义。还有人指责中医学概念与实体脏器不符，违背结构与机能统一的原则，没有物质基础。这是一种狭隘的物质观。王夫之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相需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周易外传·大有》)生命活动机制是复杂的，生命活动规律也应从多角度探索。中医理论所反映的生命活动机制及规律，既经千余年医疗实践得以证实，必定有其相应的物质结构存在，因而可换一种思路，从多系统、多层次、多维向地研究，而非简单与西医学“认同”。
概念的功能化是中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其他特征必以此为前提才能成立。如讲整体观必是功能上的相互联系与调控，即黄元御《四圣心源》所说五行生克“以气而不以质”，“成质则不能生克矣”。形质上的联系难通。这就为中医学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中的众多门类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沟通架起桥梁，如将治病与治国、打仗相提并论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中医诊治理论与方法以功能化的内涵。所谓辨证即辨别人体病理性综合功能状态，治疗也是对病理性功能状态进行综合调节，因此不能期望中医诊断出病菌，更不能单纯以现代解剖脏器组织的异常与改善作为判定中医疗效的标准。这虽然隐含中医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的缺憾，但也有其优势。它从功能上、宏观而综合地进行调节的论治思路与方法，对于多系统、多脏器、多组织的复杂病变，精神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以及病毒性、功能失调性、原因不明的病变等，均显示出不凡的疗效，不但具有使用价值，在医学模式转变的今天更有深刻的学术意义。
2、理论模式整体化——从整体联系角度把握生命规律
整体观是指用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观念来看待一切事物，承认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的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不少人认为整体观是中医学独有的，其实西医学也讲整体，特别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向着整体综合方向前进的步伐明显加快，对于西医学理论与方法的自我完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理论形成和学术内涵上分析，中西医学所讲的整体有很大差别。
与西医在知性分析指导下割裂联系进行实验观察，然后还原其联系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不同，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源于包括对生命现象在内的自然、社会的直接、总体观察，并接受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指导，将这种观察引向理性认识的层次。首先，古人观察到人的生命活动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于是确立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有机联系，形成“天人一体”观念；观察到人生命活动中，生命能力与躯体形骸之间、精神心理与躯体生理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于是确立了人的生理、心理、躯体三者的有机联系，形成“形神一体”和“心身一体”观念。其次，适应于医学研究与应用的需要，古人还将这三种联系融人中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模式之中，成为中医理论的基本学术内涵和临床诊治的指导原则及价值取向。体现在人与自然有机联系中，《内经》有“生气通天”的著名论断，因而中医五脏不仅维持体内生理环境的协调，同时还有时空的内涵，主司人体适应自然界季节昼夜、方域水土的调节功能，故《素问·宝命全形论》有“人以四时之法成”、《素问·刺禁论》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之说；体现人体生理、心理、躯体的有机联系，《内经》则有五脏主五体、藏精、舍神的理论，所以五脏即“五藏”，又称“五神脏”。于是，五脏成为人体联系内外、协调心身的生命活动中枢，是中医整体观在基本概念的集中体现。
五脏之外，中医学的其他基本概念，如经络、气血等，其内涵均类于此。这就造就了中医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生物属性与心理作用上研究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医学应用的医学模式，指导临床应用。关于整体观在临床上的指导作用，不外气候水土、经济文化的环境变化、饮食精神失调致病等病因与发病学说，因时、因地、因人的治疗大法和体现综合调节的具体治疗方法、措施等，在此不赘。
以上论述中医学注重从生命体内外的普遍联系进行研究，并形成概念，建构理论模式。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这种联系的本然秩序是整体和谐，并以精气、阴阳、五行等学说作为思维框架进行理性推演、演绎生命活动机制与过程。其中精气论概括生命之气浑然一体的生成、演变与消亡过程，阴阳五行论则具体演绎生命体内有机联系之相反相成、生克制化的活动机制。它们作为分析生命活动中整体联系的具体形式，具有理论范式的作用。如《灵枢·天年》“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以气的盛衰论生命过程十阶段，并以“好走”、“好趋”、“好步”、“好坐”、“好卧”作为气盛衰之象征。气即精气，亦即生命力，是包括形体状态、生理功能、精神心理的综合性整体概念。又如以藏泻论脏腑，即谓藏是生命物质化生、贮藏、发挥作用，并固护之不得无故丧失等功能的总和；泻则是生命物质宣泄消耗、代谢产物排除等功能的概念；而藏泻问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约括生命活动相反相成两类功能及其相互联系方式。再如《素问》之《金匮真言论》所论以
五脏为中心，外应五方、五时、五味等，内系五腑、五官、五体、五志等构建的五大功能活动系统，融天人联系、身形与生理及心理联系于一体，即“四时五藏阴阳”，是整体观念在中医理论中的重要体现。
在研究中医理论这一学术特征时，除明确上述所论之各种联系均以功能化概念为前提外，还应弄清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整体观念的实质是从有机联系的角度研究事物，而中医学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形成的医学概念和理论规范，也必然是生命活动中各种功能相互联系方式、机制与过程的总和概括，因此中医理论的研究应抛弃西医学寻找特异物质来探讨中医概念实质的思路，转而关注中医理论所提示的功能活动方式、联系机制与演变规律，也就是说在“功能关系”四字上下工夫。如中医所论气与血均系相互联系中存在的概念，其实质应从气血关系中探索，割裂气血，单独研究气或血的思路是没有意义而且不会成功的。又如五脏的功能活动是在整体联系中存在的，虽然讨论某脏概念时似乎小涉他脏，但这只是为讨论方便不得不如此。其实，中医的任何一脏都不可能孑然独存，其概念也应从五脏的整体联系纽带上探索，不宜决然割裂式的单独研究。其二，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中医学概念，其内涵包容性太大，外延过于宽泛。如神有自然规律、生命能力、精神意识情志等多种概念；气的概念更广，似乎无所定，中医基础理论中既有宗气、真气、营卫之气等，又有脏腑经络之气，《灵枢·决气》还将精、血、津液、脉也称为气。这是由于中医强调整体联系并欲在概念中反映出来，而联系的对象、范围以及时空条件变化不定的缘故。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加以辨识。辨识的方法是从中医经典著作对基本概念进行整理，区别概念的层次，明确其中心内涵、概念的泛化以及条件限定等。举例五脏概念，言及生命活动的气化机制，有气化之五脏；言及生命顺应四时，有四时之五脏；言及神志活动有神志之五脏，如此，则有气化、主时、舍神三种“脏”，应予以界说。
3、理论表述动态化——从运动变化角度把握生命规律
运动变化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属性，也是生命存在的固有特征。古人早已观察到生命随着时间连续流转而变化的事实。但由于生命参数非常复杂，运动所产生的变量更是难以把握。对此，中西医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并反映在其学术体系的认知思路和研究方法上。
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采取了“定格”的知性分析方法，即将连续的时间割断，进行静态的研究。其结果精密准确，但也脱离了生命活生生的自然、真实。中医学在形成初期，没有精密仪器，不可能对人生命活动中的多变量进行分别度量，只能整体观察、综合研究；而观察对象则是变动不息的生理、病理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医学从运动变化角度把握生命规律的学术特征，具有动态化的理论表述。其结论虽然失于粗疏，但却反映了生命原本质性的自然与真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医学概念具有时间内涵。时间是事物运动及其状态变化的度量，凡概念中标示出时间含义，便说明这一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举五脏为例，《素问·金匮真言论》说“五脏应四时”是指五脏应时而旺，乃人体精气随季节递迁而流转消长过程中四个阶段功能整合的体现，即《素问》“藏气法时”篇之所论。因而凡提及肝脏，不仅知其为藏血主疏泄之脏，还应联系人体之春生、春病。换句话说，春生、春病求之于肝。
二是医学理论明确表述生命运动变化原理。《素问·玉版论要》说：“道之至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中医学在观念上认为有序运动变化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在理论的表达形式上，尽管它使用的传统文字、术语需要诠释，但其表达的生长壮老已生命过程、脏腑经络气血升降出入运动机制与规律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辨证论治体现中医诊治动态观。证是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病机模式，它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但随病变而变；同时证本身的形成与内外环境的时序流转也有密切关系，如外感邪气形成、致病特点及病症种类时效性很强；内伤病症与患者年龄变化、与体内脏腑经络气血营卫运动节律，无不相关，从而为中医诊断所关注，并成为治疗中重视时间因素的依据。所谓“毋逆天时”、“无失气宜”论即基于此。而一病前后证异，用药施治随时变换，则是中医理论动态化特征的明显表现。 ’
动态化特征赋予中医理论两个方面的先天素质：第一，忽略生命体物质的规定性和测量性，从功能象变角度对生命的动态轨迹进行模糊地整体表述。在中医理论肇始之初，对形体结构精密度量既不可能，又劳而无功，特别是它在表述生命的动变特性时无能为力，所以古人只能寻求从生命之象及其内在功能变化角度描述其运动轨迹，因而只能顾此失彼，对生命体形态结构采取模糊化处理。如脉证太过、不及和死证、死脉的度量，色泽浮沉夭泽的判断，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的表述方法，都具有模糊的性质。这种表述方法用宏观整体、边界不清、随时变化的象数语言，而不用符号数学计量，因而更接近于生命的自然动态演化机括与过程。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日：“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与之相应，在疾病治疗的探索中，中医也摸索到使用天然药物等进行模糊调控的临床处理方法，至今仍有其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我们认为，把握这一点对于中医理论的研究很重要。首先，近代科学实验方法“定格”的研究思路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以模糊表达反映事物运动变化的思路，在方法学上迥然不同，因此运用实验方法研究中医理论应尽量采用高科技，连续描述或将多个“定格”状态连续起来，逼近客观过程，综合考察与研究。其次，理论表达模糊化虽属不得已，但对于变量难以把握的生命运动来说，也不失为研究与把握的一种手段，由此形成的诊断与治疗应当积极运用现代模糊理论加以研究，开发应用。第二，与西方人认为时间是均匀流逝过程的观念不同，中国古人总是把时间流转和空间变化结合起来，认为时间流变具有周期性，即随着时间的流转而发生着空间状态的周期演变，在中医学则形成生命节律的理论。虽然它对于生命体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尚不十分清楚，但中医学早就观察到这种生命现象，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治，我们不仅应开发中医生命节律理论的实用价值，更应深入研究它的科学意义，对生命科学作出贡献。
从功能角度、从整体联系和运动变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因而造就中医理论功能化、整体化、运动化三大学术特征，它是历史形成的，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哲学基础，体现了中国传统生命科学与医学的独特思路、方法和价值观；它所反映的生命规律应成为现代生命科学、医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当前，认识和把握这三大学术特征，对于端正中医科研思路，探索研究方法，搞清中医学术发展规律、促进学科发展步伐和中医教学、教材改革乃至于中医药事业的正确决策，都是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贾跃进，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脑病科学科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世界中联亚健康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山西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委员。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10余篇。30多年的临床实践，擅长中医药和非药物疗法治疗各种疾病，并调理亚健康状态、尤其对头痛、眩晕、失眠、抑郁以及中风病、面瘫、颈肩腰腿痛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膏方调治亚健康、慢性病有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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